在古代经典名著《孟子》中,有这样一句让现代人倍感不解的话:"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乍一听,这话似乎有贬低女性之意。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如何?孟子又是如何看待妇女的呢?

«——·孟子的初心·——»

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有“亚圣”之称，《孟子》一书备受推崇，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大的思想和理论价值，《孟子》部分内容被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所收录，即可证明这一点。

然而，《孟子》距今已两千多年，其中的一些内容必不可免地受到现代人的误解。

如《孟子·滕文公下》：“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对于孟子的这一论断，争议较大，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段内容有歧视妇女之嫌。

显然，这是断章取义，曲解了《孟子》的原意。

一些学者纷纷为孟子辩护。何伟俊认为：“顺从的‘妾妇之道’，是时代的产物，孟子是由景春说公孙衍、张仪是‘大丈夫’自然联想到他们不过是‘妾妇’而已，以此来比喻批判公孙衍之流为了自己的私利顺从讨好君主的卑劣行径。”

邵泽水进一步指出：“‘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这类人是孟子最看不起的，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他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深恶痛绝。”

这些学者多认为孟子并非歧视妇女，而是用“妾妇之道”来讽刺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一味迎合君主的行径，失去了原则，并非大丈夫所为。

然而，至今有部分学者提出质疑，若绝对顺从君主，是否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点呢？可见，这一问题，仍有争议，需要进一步阐释。

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就孟子是否歧视妇女，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究竟何意，孟子是否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君臣之道等诸多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期纠正现代人对孟子此言的偏见，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思想

«——·真实历史语境下的“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语境义为了避免断章取义，首先需要弄清楚“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语境含义。

景春是孟子时代的纵横家。纵横家是战国时期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个流派，可以说他们是谋士。

他们善于外交辞令，擅长揣测游说之人的心理活动，并依据这种心理活动而确定游说之辞，或拉拢，或分化，事无定主，对当时的军事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公孙衍、张仪在景春之前成名，是那个时代纵横家中的佼佼者。景春十分钦佩他们，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大丈夫”。

因为他们通过游说就可以改变当时的政治格局，即便是诸侯也十分惧怕他们。

然而，孟子却不这么认为，孟子认为纵横家一味地迎合君主，唯利是图，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这哪里是什么大丈夫。

因此，孟子先质问景春，难道没学过礼仪吗？接着，孟子举了两个关于礼仪的例子：一是中国古代男子举行加冠礼时，父亲要加以训导。

加冠礼是中国古代男子到二十岁时，举行的一种成年礼。举行这种礼仪后，代表男子已经成年，可以结婚生子，已经正式成为氏族的一员，具备了治理、祭祀、为国出力等各项权利。

而在举行成年礼时，父亲在一旁要加以训导；二是中国古代女子出嫁时的礼仪。按照礼制，女子出嫁，要加以“训戒”。

其训导的内容是：嫁到丈夫家中，一定要恭敬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无条件地顺从夫君，即是中国古代的妾妇所要遵循的礼制。

这就是孟子说的“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在孟子看来，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一味地顺从君主，这是“妾妇之道”，怎么能算是“大丈夫”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接着解释了自己心中的“大丈夫”。

他认为“大丈夫”不在于其权势、地位，而在于其精神品格，“大丈夫”的精神品格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不受富贵诱惑，不因贫贱就改变自己人格，也不向权势屈服。

这便是景春与孟子对话的整个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孟子讨论的重点不在于妾妇之道，而在于何为“大丈夫”。

孟子说“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实际上是指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和古代的“小媳妇”一样，唯唯诺诺，不管君主对还是错，都无条件迎合顺从，这怎么能称得上“大丈夫”呢？那么孟子所提到的“妾妇之道”，究竟有没有歧视妇女的意思呢？下面具体讨论这一问题。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历史语境若想深入解读“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还需了解当时妇女的真实地位以及孟子的妾妇观。

春秋时期，中下层妇女在婚姻方面具有一定自由度。因为当时国家为了促进人口繁衍，故在婚姻制度方面的管控相对宽松。

国家也积极制定相应措施，鼓励婚姻，如“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5]，男女自由选择配偶，在当时能够得到认可。

然而，随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介入，至战国时期，“媒妁之言”已经成为婚姻中不可避免的一项规定，社会各个阶层都十分注重这一礼制。

若不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结合的婚姻，在当时要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可见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十分低下。

但妻、妾在当时，并不相同。《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质言之，妻赞美夫君，是因为偏爱于夫君，而妾赞美夫君，是因为畏惧夫君。

通过妻、妾赞美夫君这件小事来看，就可以看出妻和夫君之间是相对平等关系，其赞美亦出自真心，但妾完全是在夫君的威压下，被迫说出一些言不由衷之语。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在战国时期，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并非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社会共同认定的一套女子道德规范；二是妻、妾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有本质不同。

妻与夫君之间，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夫妻互相尊重，互相扶持；妾与夫君之间，则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关系，夫不必在意妾的想法和观点，但妾必须毫无条件地顺从夫君。

根据这两条结论，重新审视一下《孟子》“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一问题。

首先，在孟子思想中，妇女的地位确实不高，孟子主张“夫妇有别”“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但这些并非孟子个人主张，而是当时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规范。

其次，孟子不以“妻妇之道”比喻公孙衍、张仪，而以“妾妇之道”比喻，表明孟子敏锐地抓住了纵横家一味迎合君主、唯命是从、唯利是图的特点，直击其要害。

因此，孟子言“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一方面道出了当时“妾妇之道”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重在讥讽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之道实乃“妾妇之道”，而非“大丈夫”之道，与歧视女性毫无关系。

人们对这句话的误解，实乃只抓住了孟子的只言片语，并未注重其本意而造成的。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所隐藏的“君臣观”孟子与景春的对话是围绕着“大丈夫”这个话题展开，景春作为纵横家，自然推崇公孙衍、张仪等纵横家前辈。

在景春心中，“大丈夫”就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之人，而孟子心中的“大丈夫”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按照孟子的观点，“大丈夫”应具备这些品格，纵横家显然不是孟子所谓的“大丈夫”。

因此，孟子借“妾妇之道”来讽刺纵横家。孟子与景晨的矛盾，表面上是何为“大丈夫”的争论，实则是儒家和纵横家政治学说的分歧。

更准确地说，是儒家与纵横家在君臣观方面的争论。

首先，儒家的君臣观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人物。在君臣关系方面，孔子说：“君君，臣臣。”在孔子看来，君、臣要各司其职，君像君，臣像臣。

可见，孔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并非是专权与屈从的关系，而是一种相对关系。

当君主犯错时，臣子要勇于劝谏，这恰恰是臣子对君主忠心的表现。

然而，孔子并没有说清楚，如果臣子劝谏君主，君主不采纳或者君主不以礼相待臣子时，臣子该如何去做。

对于这一问题，孟子进行了回答，许多学者都认为孟子的“君臣观”较为激进，违背了孔子的观点，进而抨击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

其实，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君臣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儒家的君臣观，使之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

在孟子看来，君臣关系并非君尊臣卑，而是相对的，君主敬重臣子，臣子就会效忠君主，反之，臣子则不必尊重君主，甚至可以推翻君主的统治。

换言之，当君没有履行自己职责或者表现得不像君之时，做臣子的要敢于谏言，不能畏首畏尾，惧怕君主权威，而一味地顺从君主。

纵横家与儒家在君臣关系方面的主张完全不同。

纵横家是战乱频发、群雄割据时期，各诸侯国外交频繁条件下而产生的一个流派。

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人，多是出身贫寒低贱之人，故这一流派的主张充满了反道德元素和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

他们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廉、仁义之道，是自己完善自己之道，而非积极进取之道，可见纵横家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

虽然文献史料中，并无记载他们对君臣关系的看法，但从纵横家几乎没有人能够始终如一地效忠一个诸侯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可推测出他们心中的“君臣关系”实际上是利益关系。

哪个君主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他们就为谁效力。这完全违背了儒家“君君，臣臣”的道德观念。

清楚了儒家和纵横家的君臣观，再回到孟子与景春的争论上。景春和孟子争论的焦点是何为大丈夫。

在纵横家心中，能够成就霸业，自己建功立业，一怒而诸侯惧，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而不应该拘束于传统的君臣观念。

只要能实现霸业，成就功名，违背道德规范，也无不可。

在他们心中，臣子就是要无条件地顺从君主，借助权谋之术，不择手段地帮助君主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自己成就功名利禄，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而儒家却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在儒家心中，真正的“大丈夫”并非自己的权势有多大，地位有多高，而是具备一种精神品质，这种品质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儒家心中，臣子的职责在于辅助与谏言君主，当君主做错事时，如不在乎百姓生命，企图以武力称霸全国，就要勇于直谏，而非一味地谄媚奉承，任由君主涂炭生灵。

因此，在孟子看来，公孙衍、张仪等人，为了外在的名利，而“富贵能淫，贫贱能移，威武能屈”，这显然就是当时事事顺从夫君的“妾妇”，如何算得上大丈夫呢！

结语

孟子说“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其目的并不是要贬斥妇女，而是借此讽刺，纵横家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一味顺从君主的行径，完全是当时的“妾妇之道”。

孟子以“妾妇之道”为喻讽刺纵横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战国时期，女性地位确实低下，尤其是“妾”，更是“以顺为正者”，笔者认为，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并非孟子一人所言，故不能据此批评孟子歧视妇女，应该具有历史语境意识。

孟子“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之语，背后暗含着纵横家与儒家在君臣观方面的区别：纵横家以外在的权势、名利为尚，以完全顺从君主为臣子之道；而儒家以内在的仁义道德为尚，以勇于直谏为臣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