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作为一名男性，我为什么站在女权门外

admin 2026-01-22 80

「你为什么会支持女权主义？」

「因为你还在问我这个问题。」

文/limtada编辑/刘子葳

在《京师学人》第十六期封面专题《女权主义：陌生的世界》中，我们写了这样一句话：

也就是说，“女权主义”并不是某些读者脑海中的“女性特权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女性主义”——针对目前男女仍旧不平等的现实，承认生理差异，追求性别平权、男女平等的主义。

实际上，“Feminism”缘起于女性针对其从属、受控于男权社会的地位，提出的通过寻求两性平权，从而重构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结构的目标：

首先，针对女性的屈从地位，它追求两性平权，因此重视女性权益保障；

其次，针对女性的受控与被边缘化，它探求个体层面上的解放，以及女性群体内部的归属与连结；

最后，针对社会对女性的塑造与规训，它倡导女性应勇敢保持独特性，以获得独立与自由。

有本刊读者对“社会对女性的塑造”表示疑惑，认为当今社会对女性已经足够宽容，性别标签化现象正在逐渐改善，没有必要在文中刻意强调。他们的质疑点参见稿子原文：

这里我想引用澳大利亚批评家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TheFemaleEunuch）理论，简要说明一下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社会是如何对女性进行强制塑造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作为一种“被他人言说”的形象，是无法决定自己为何物，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女性作为真正的“女人”而出生，但其成长却必须经历被“阉割”、直至逐渐“残疾”的过程。女性被限定为某种符合刻板印象的“恒女性”，变成男性竞争的猎物，和其他女性向往成为的性对象：

这也正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所谓“真正的女性”的批判：女性的形象和太监的形象一样，是文明的人为产物。她自己是“无性别”的，价值仅仅在于是否能满足需要——不论是男性的需要，还是女性互相攀比、自我陶醉的需要。

相比于男性，女性“无才便是德”，不需要获得什么成就，也不必坚持个性与价值准则，只要可爱、讨喜、“嫁个好男人”，就够了。社会的规训使女性的消极、被动、被需要，被认为是“美”，这不仅使男性相信，即使是女性自己（尤其是处于家庭关系中的女性，作为妈妈、婆婆、丈母娘的女性），也对此深信不疑。

世界范围内各国奴隶制度业已消亡，早已证明了：没有人是天生的奴隶，生来就低他人一等；也没有人任由他人指使，却生来没有自己的思想。“人人平等”，不在于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而强行追求“相等”“平均”，而在于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与认同，互相尊重、不区别对待，以及平等享有社会权利与义务。

“我是我吗？”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女性形象被社会所虚构，成为两性观照自己、界定自己、满足自己的存在。但她没有“自己”。如果一个社会声称它已经在性别领域消除了对女性的歧视，尊重了女性自由选择的空间；那么，是否把女性当作女性（而不是物化的某种“东西”）看待，才是衡量这种平等和多元化的重要标准，而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男女平等”的提法从没有到产生，到女性经济、政治上的权利实现，再蔓延到精神思想上，百余年来走过了很长的路，也有了实质上的进步。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享受男女平等战果的可不仅仅是女性。

许多人以为支持女权主义的男性，要么作为边缘性取向人士（LGBT），与女性同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要么则很有身为单身男性，想要讨好女性的嫌疑。

其实，女权主义在精神思想层面，只是意味着浓厚的女性意识，或者站在女性的立场去思考。这种思考，不论男女皆可。

从理论上来说，一位男性也有可能具有女性意识或站在女性的立场来表达；但实际上，包括生理差异原因在内，男性不可能真正拥有女性意识。实际上，男性之于女性的“身份障碍”，和之所从来的各种因素，都是他天然地、而非故意地与女性为敌的根源。

所以我特别赞同稿子的受访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吕黎老师所说的话：男性不是女性，不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身份障碍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女性的痛楚。但男性完全可以作为“亲女权主义者”，站在女权主义的门外，无限地接近它，做它的守夜人。

现实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说，女性平权运动蜂起之初，那些男性思想家、哲学家的加入，可能是出于对女性处境的同情和义愤；那些现如今矗立在女权门外的、众多身为男性的奋斗者们，则是实实在在地接受了女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

最后，作为一名男性，我认为：一个在性道德和性观念上健康的社会，其中的男性和女性必当首先逐渐熟悉“自己”，必须深谙“自己”内部由于异性的存在究竟产生了多少渴望、困窘、焦虑，深谙“自己”内在的、有关性别歧视与控制欲的风暴。最好的结果是，女权门外的男性们，通过认识自我，使自我同难于相处的、有另一性的世界相融合；通过互相了解，自我反陈，进而超越自我，走向他人。

只有走完了这段蜿蜒复杂的自我认知之道，我们才能得以从自我挣脱，真正了解他人；才能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敏锐地发现那些关乎性别压迫的细枝末节，规避它们、改正它们，不让它们积累成制度性的歧视；才能从自己做起，反抗那些男权主义传统裹挟而来的、限制两性双方精神自由的恐惧。虽然这段漫长旅程的意义只有在它完结之后才会清晰地浮现，但旅程本身却是不可回避的。

因为，性别和谐的社会是每个平权主义者的最终追求，不是吗。